大英光华大学被撒走（遂宁大英光华大学）

抗战爆发后，..军国主义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对我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摧残和破坏。“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 [本文来自：www.ii77.com]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命脉，坚持抗战，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由于战局动荡不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于1938年1月迁往昆明。许多高校一迁再迁，据不完全统计，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迁校4次的有私立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等8所。据统计，在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106所，搬迁次数共计300余次。中国高校在抗战时的大迁移，无疑是一个壮举。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经费又匮乏，处于混乱的战争年代，政府的主管部门和各高校当局必须自己筹备经费，制定计划，筹划交通路线，搬迁的地点和新建新校舍。自东向西，极为壮观。经过磨难，中国的高等教育非但没有被摧毁，相反还有恢复和回升。截至1944年，仅在大后方，就有高校145所，教员11201人，学生78929人。当然，战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使教育质量下降了。校舍的严重短缺，从沦陷区迁移来的设备大都残破不全，图书资料无法得到补充。因为战争的阻绝，中国的学术处于与世隔绝的地步中。然而，苦难和困境中的人们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们对自己，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充满着希望！ [好文分享：www.ii77.com]

第一、西南联大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陷于敌手。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管理层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三校在教育部命令下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委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任筹委会常务委员，其他筹委会委员还有杨振声(秘书主任，教育部代表）、朱经农（湖南省教育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及教授代表胡适(北大）、顾毓琇(清华）和何廉(南开)。以后三位常委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务..，负责领导全校工作。

1938年1月19日，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西迁昆明。长沙临大决定迁滇前，广西省政府曾表示欢迎临大到广西桂林或省内其他城市办学。北大经济系主任秦瓒教授则提出应该迁往四季如春的昆明，理由是云南群峰叠嶂，日军难以进犯，相对较为安全。加之云南有滇越、滇缅两条公路通往国外，便于学校与外界的交流和办学。临大常委们当即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并于1938年1月任命秦瓒为先遣队长，与同为迁校筹备委员的杨石先（南开大学）和王明之(清华大学）等第一批赴昆明筹建西南联大。当时规定教职员搬迁路费为65元，学生20元，教职员和学生统一限于3月15日以前在昆明报到。1月24日期末考试开始，第一学期上课12周。文学院师生于学期结束后迁返长沙。1938年1月底开始西迁，分三路入滇。第一路为湘黔滇旅行团。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284个学生分成18个小队，11个教师组成辅导团，5位教授黄钰生(南开)、曾昭抡(北大)、李继侗(清华）、闻一多(清华）、袁复(清华）组成指导..，黄钰生任主席。由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配有炊事员和医生，两辆卡车负责运送行李。该团于1938年2月19日出发上路，在闻一多、黄子坚等教师的带领下，一路栉风沐雨，翻山越岭，由长沙搭船到益阳县，再从益阳步行经湘西到达沅陵，在沅陵乘卡车到晃县，随后穿越云贵高原转滇越铁路于4月28日抵昆。全程3000多公里，其中步行路程约1300公里，历时68天。时年40岁的闻一多不顾体弱，他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一路上历尽艰辛，但他却仍然意气风发，挥笔作画，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杨震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地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旅行团到昆明后，闻一多见到杨震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师生们一路调查，考察，采集标本，收集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受到沿途各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学生们不仅经受了体力和意志的锻炼，还学到了许多从课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教授胡适在美国听到师生徒步壮举时，深为感动，于是他自费把师生徒步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说联大这段光荣历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值得纪念的。第二路人员由长沙经广州、香港、海防、河内和滇越铁路入昆明，沿途均设接待站；第三路由陈岱孙教授组织，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和滇越铁路进入昆明，冯友兰、朱自清等均走此路线。

校..于1938年3月15日决定设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在蒙自上课。理学院及校本部在大西门外，工学院在拓东路。西南联大于5月4日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会合，仅隔六天就开学复课，充分反映了西南联大办事效率之高。1938年8月23日，文法学院迁回昆明，购得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8月，遵照教育部下达的命令增设师范学院，并将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学部分划归师院，该系改名为哲学心理学系。后云南大学教育系也并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9月13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一些学校外迁，西南联大借得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中学的校舍，1938到1939年度的第一学期才得以在12月1日上课，师范学院则推迟至12月12日上课。本年度招收新生700余人。1939年4月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土墙茅草顶)，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土墙铁皮顶)，食堂2栋，图书馆1栋(均砖木结构)，至此西南联大才粗具规模。

1940年法国投降，日军进入越南(当时称安南)，日机由越南机场起飞频繁空袭，因此又起迁校之议。11月决定在四川叙永成立分校，一年级新生到叙永报到。1941年1月10日叙永分校开始上课，到校新生600余人，后局势趋稳，8月叙永分校师生即迁回昆明。

1940年历史社会系又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后者归人法商学院。从此联大有五院26系2个专修科，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

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交通不便，西南联大继续在昆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在昆明的教学活动就此终结，三校陆续北返平津。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布正式结束，中止活动。西南联大前后历时9年，终于实现了校歌中“还燕碣”的愿望。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5月4日这8年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毕业生3732人，研究生毕业75人。毕业生中，有的是在战前入学的，具有三校各自的学籍，毕业时拿三校各自的文凭，有的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入学的，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自愿登记转往三校继续学习的1665人，其中北大666人，清华936人，南开63人。

第二、浙大四迁

浙江大学是所百年名校。前身是建立于1897年的求是学院，1927年改名为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1937年秋，战争的气氛弥漫在江浙两省。迫于战事的压力，浙大将一年级新生迁到西天目山开课，其余各年级继续留守在杭州坚持上课。直到11月，当日军已经逼近距杭州市区只有120公里的全公亭之时，浙江大学才决定内迁，前后经过4次，历程2600余公里，直到1940年才到达贵州。有人甚至把它叫做“文军长征”。

迁往何处去?这是浙江大学内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以校长竺可桢为首的校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一致认为，为了避免因为内迁大学过于集中在大城市，从而造成人员拥挤和物资供给困难的局面，不该搬迁到如武汉、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里，而是要搬迁到那些西南内地的荒僻小镇，甚至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僻静乡村，把浙江大学的内迁与中国西部大后方的开发相结合。随着战事的日益紧迫，竺可桢的这一决策，使浙大能够在战事相对安定的后方山区或农村，获得难能可贵的相对安定的办学环境，有利于保存我国知识界的生气和力量，可以培养更多的学生来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浙江大学的迁移可以说是文化上的长征，它是一所救亡大学，在长江以南的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既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又为当地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浙大学生来源地也从原来以东南地区，即苏、浙、皖、赣为主，扩大到苏、浙、皖、赣、闽、湘、粤、桂、黔、蜀诸省，以至达到招收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各省)的流亡学生的地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所全国性综合大学。在大西南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为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初迁浙江建德

“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由于战局发展的日益紧迫和开展战时国防教育的需要，由竺可桢亲自挂帅，浙大成立特种教育执行..。该..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工程、防毒、研究、宣传、课程等9股，规定凡是浙大学生都必须参加其中一股，投人工作；同时为服务前方战士，成立战时后方服务队，规定学生也必须一律参加，并须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另外开办警卫、消防、救护、防毒等训练班，由“特种教育执行..”所属各股分别负责办理。

2.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

自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起，浙大又开始逐渐撤离建德，师生们走上了一条更为艰难困苦的赴赣漫漫历程。浙大这次从建德向江西吉安搬迁，因为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已经不像当初刚撤离杭州时那样匆促忙乱。学生们分为若干小队，由领队导师带领，在必经之地的兰溪、金华、玉山、南昌、吉安等地方各派专人设置接待站。学生和教职员工及眷属则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兰溪后则分开走，有的步行，有的换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华。

3.再迁广西宜山

自7月25日起浙大由于紧迫的战事已无法在泰和继续正常上课。虽然此前教育部曾电令浙大“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竺可桢实地勘察和考证后得出结论，自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这一段路途艰险，道路设施很不完善，只能依靠汽车运输，而没有便利的铁路系统。与此同时，广西一带的战事十分激烈。在一辆开往后方的火车上坐满了人，火车顶上也坐满了人，通过隧道的时候，火车顶上的乘客不幸全部都被撞死了。战乱所造成的国家贫穷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一次在路上车子抛锚，车上学生下来，想到旁边的一座民居里面要一点水喝。但是，跑进去一看，大吃一惊。这户人家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只破瓦罐和一个破炉子，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国家遭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4.终迁贵州遵义、永兴

1939年11月起，广西的形势已十分紧张，日军于11月15日在桂南沿海龙门港抢滩登陆后，迅速侵占防城县。又过了10天，也就是25日，首府南宁宣告陷落。竺可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深感痛心疾首，因为他认为这次失利的原因和1937年11月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导致苏州、杭州失守以及1938年10月敌人在大鹏湾登陆，导致惠州、广州失守的情况一样，完全是由于中国有关官员渎职无能而造成的，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日军可能在龙门港一带登陆，早在一年前就有人发文提出警告，指出了这一威胁，可是当局却始终置若罔闻，根本不去认真布防；更使人痛心的是，在这次敌人登陆时，当地竟没有一个可以决策的高级指挥官，人人以自保为能事，以至于临场溃退。

1945年10月，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11月在杭复课，师范学院在罗苑，其余在大学路校本部。1946年5月7日起，在遵义的师生分批返杭，6月1日起遵义浙大总校结束，改为留守处。1946年9月，师生全部抵达杭州。复员后的首要工作是修整校舍，重建校园。同年增设医学院。1947年7月21日，校务会议决定将修复和新建的教学楼及宿舍楼冠以地方先贤和浙大西迁地名，以资纪念。

第三、华西坝五校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大劫难，处于战区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学术机构纷纷内迁，大学、学院和技校从沦陷区或靠近战区的地区迁移到了距离原校址900至2400公里的地方。西南地区是其主要的迁徙地。在云南有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汇聚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近20所院校；在李庄，同济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在四川万县、壁山、三台和乐山等地，分别栖居着山东大学、杭州艺专、东北大学和武汉大学。有统计表明，云贵川三省共有内迁高校56所，但该统计远没有囊括所有的内迁学校，有人估计内迁西南的高校至少有70余所。四川省是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有46所。成都接待了8所学校，其中有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

中央大学医学院是第一个迁到成都华西坝的学校。1937年11月25日，从南京起航的长沙号客轮溯江而上，金陵大学师生前后分批出发，他们先到重庆，再转道陆路继续向成都前进。那时候，成渝公路上的汽车大都是以烧木炭作为动力的，行进得很缓慢，师生们到达华西坝时，已是翌年元月了。2月，学校招生开学。同年，齐鲁大学也迁至坝上。

1938年1月，被战火冲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分别从武昌和上海奔向成都。另有散居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同学随着逃难的民众，从四面八方向华西坝汇聚而来。当年秋季，学校招生开学。1941年12月，日军包围燕京大学，逮捕30余名师生，学校被迫解散。翌年春，师生们冒着危险，穿过沦陷区向新校址行进。

燕京大学是1942年晚春于成都招生开学的。至此，汇聚华西坝的高校有：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人们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称为抗战“五大学时期”(1941年秋中大医学院迁出，随后燕大迁入)。此外，东吴大学生物系、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和协合医学院护士专科学校也融入华西坝。一时间这里人文荟萃，名扬四海。华西坝与夏坝、沙坪坝构成了战时后方文化英才汇聚的“三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华西坝成为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

联合办学共赴国难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早上..宪兵便封闭了燕京大学校园，逮捕了30余名师生，学校被迫解散。翌年春，师生们冒险穿过沦陷区向大后方挺进。

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华西协合大学(它本身是所教会大学)以校长张凌高为首的师生员工以东道主的身份敞开大门迎接各个友邻高校。大家因地制宜，把华西坝原有的校舍和设备的功能都发挥到了极致。华西协合大学一面紧缩本校师生的教学用房，一面还向其他单位租用和临时新建了许多简易校舍，师生们挤在地下室里以节约空间，在教学楼的两头装上隔板，便成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在阁楼上装上老虎窗权且充作实验室。各个沦陷区大学借华大楼馆设施，运来图书仪器，建了些简易校舍，即行办公教学，基本保持了战前水平。这里还经常有大型学术交流等校际活动，成为昆明西南联大之外，大后方又一处著名高教基地。

1941年，各校集资修建了有40间教学用房的化学楼，除了一些共用的教室和实验室外，具体的房屋分配如下：金陵大学用20%，金陵女大用15%，齐鲁大学用15%，东道主与生物材料处用30%。该楼现在仍伫立在华西坝上，为四川大学华西区第二教学楼，它无疑是当年联合办学的重要象征。寻古觅迹，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地方保留着过去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原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原是金陵大学的居所。

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坝上师生人数骤增至约5000名。除了原有内迁学校的学生以外，华大还另外接收了其他30所战区大学的105名借读生，并于1937年又扩招了40名新生。外籍教师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国别不少，计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波兰、朝鲜和新加坡。时局的混乱没有动摇这些学校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合作精神。华西坝五大学拥有文、法、理、医、农等5个学院，总计六七十个学院和系科。各大学的校长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联席会议，教务长每月召开一次联席教务会。各校的大门是彼此敞开的，教师们可以跨校讲课授学，高年级的学生可以自由跨校选课并承认其学分。华大、齐大和中央大学这几所学校的下属的医学院不仅联合办学，后来还成立联合医院，这就是现在闻名西部地区的川大华西医院。

伴随着前方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小小华西坝的高等教育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发展和壮大。1979年..访美，在正式随行的20个人当中，有7名是燕大毕业生，而其中4名即是毕业于成都燕大。燕大校友后来当上..副委员长的就有雷洁琼、黄华、费孝通和吴阶平4人。当时成都燕大办学质量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金陵大学在离开华西坝时也曾总结说：“八年在川，虽在艰难困苦之中，所设科系与学生人数，仍岁有增，是为本大学播迁时期。”几十年之后，金陵大学毕业的1300余名学生大都成为栋梁之材，成为各领域的专家和成功人士。例如美国科学院院士李单浩、人民大学校长谢道炉、中国农科院院长卢良恕等等。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国文化研究所、历史研究部等九个学术机构也于此间相继成立。另外还建立了结核病疗养院、精神病院、麻风病院和六七个学生实习处以及附属工厂。

在那个年代里，师生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黄炎培之子、金大教授黄方刚因患白血病逝于坝上。他死后，人们经常看到有个小男孩在华西坝上走街串巷卖油条，这个..补贴家用的小男孩就是黄教授的儿子。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飞涨，使得师生们的生活质量都大为下降。但是对于战乱中的人们来说安全的环境是第一位的。这里地处天府之国，风景优美的华西坝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读书育人之地。这里实行学分制、选课制，没有成形的年级、固定的课室和共同的课程表，也没有定时的早晚自习，生活无拘无束，加上那时成都的生活费比昆明便宜，以至于内迁高校的师生们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谈，说西北大学所在地陕西的生活条件是最差的，是为“地狱”；重庆的沙坪坝条件一般，此乃“人间”；华西坝条件最好，被誉为“天堂”。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坝上就曾这样说过：“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另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史学家唐振常也在《闻万里桥拆》一文中回忆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在如歌岁月中，华西坝的“钟楼映月”、“三台点兵”、“孤岛天堂”、“柳塘压雪”等景观曾是众多学者终其一生也幽怀难忘的地方。而且许多人至今心中仍保留着对华西坝一缕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大师云集一时之盛

1943年8月，战火逼近湖南，长沙等地吃紧，迫于形势，陈寅恪夫妇带着三个..从桂林出发，一路历尽艰辛，饱受贫病困扰，他们乘“木炭化油”的破旧汽车经贵阳、重庆于12月底到达成都。陈寅恪是受燕京大学的聘请前来成都的，仍以清华大学教授身份执教于燕京大学，同时受聘作为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在华西坝，陈寅恪仍著书不辍，写就了《长恨歌笺证》等12篇论文，这是他学术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产期之一。

华西坝是陈寅恪失去永久光明的伤心之地，这位双目失明的史学大家，他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一向为学术界所称道，并受到社会舆论的盛赞。在一次五大学文学院联合举行的师生联谊会上，师生们一致公推陈寅恪为主席，称他为“教授中之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陈寅恪失明的原因一直有很多种说法。其实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陈寅恪就已失去了右眼视力。在漫长的八年抗战期间，一家老小又几经磨难，始终处于居无定所的流亡途中，一直到1943年底到达四川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时才暂时安定下来。陈寅恪的身体在一路的颠簸中也愈加衰弱。刚到成都时，陈寅恪一家先是住在由学校租赁的普通民房内。当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一方面是日机不停地来轰炸，一方面是物价不断地飞升。这些民房里面经常是灯光昏暗，而且为了防备敌机轰炸，还时常停电，每当需要批阅考卷或者读书的时候，陈寅恪只好照旧一丝不苟用惟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认真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多篇学术论著。但是视力日渐减退，为了看清自己写的字，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字写得足够大，据说在一次期末评卷后，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惯例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计分表格内，无奈之下只有叫他的女儿协助完成这项工作。对自己的视力状况，陈寅恪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北平时燕京大学即拥有一批名教授，如顾颉刚、钱穆、张东苏、容庚、陆志韦。来到华西坝后又聘请了徐中舒、赵人隽、陈寅恪、吴宓、萧公权和李方桂，其中陈寅恪、吴宓、萧公权和李方桂等四人被世人戏称为燕大的“四大名旦”。尤其是萧公权，他于1940年的夏天在华西坝完成了70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由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重庆商务印书馆于1945年初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莫不奉为经典巨著。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胞弟，他用比别人多一倍的薪金将这些大师聘来，以提高学校在国内学术界的水平。这些学者虽在名分上是受聘于某校，但是当时的人没有那种媚俗气和门户之见，那些著名的学者往往为“五大学”所共同拥有。这些学者当中有著名的历史学家，有中国会计学的开山鼻祖，有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除此以外还有蒙文通、吕叔湘、冯友兰、许寿裳、孙伏园、董作宾、任乃强等文科学者。医科则汇聚了一批中国名医，如内科学家戚寿南、外科学家董秉奇等人。

华西坝的五所大学皆是由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它们因此与西方学术界的联系较国内其他高校更为密切。1942年11月9日，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以此为契机，发起成立了“东西方文化学社”。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很多学者以及美国、德国、印度的许多学者在听说后也纷纷慕名参加，其中就包括被誉为世纪智者的英国哲学大师罗素、量子力学的开山鼻祖普朗克、被誉为20世纪牛顿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印度文豪泰戈尔等名流。中国学者也踊跃参加。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华西坝成为了抗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大师李约瑟博士是学社的主角之一。1942年5月3日至24日，他应邀分别在华西坝体育馆、化学楼等处做了《中国科学史与科学思想检讨》等12次不同主题的演讲，他还有幸参观正在发掘中的五代王建墓。历史学家钱穆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李约瑟日后撰写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大有裨益，影响深远。在罗忠恕的牵线搭桥下，李约瑟用一套较早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换得了一套石室中学所藏的中国典籍《古今图书集成》。李约瑟获得这套丛书后高兴异常，如获至宝，以后一直对人说，得到这套丛书无疑是获得了一个古代中国文化的宝库。同年11月29日，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到华西坝，代表团成员卫德波在华大广场的讲演吸引了三千多人的听众，他对时局的精妙分析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欢迎。

战争结束了。八年的艰难时世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华西坝“五大学”也圆满拉上了历史帷幕。1946年，内迁高校陆续返回家乡，离别之际，五校曾共同撰写了一篇“联合办学纪念碑文”以示纪念。“五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吴宓曾为这次联合办学撰写了一副对联：

众志成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

第四、其他内迁高校

内迁高校的广大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抗战期间，广大后方的爱国青年掀起了“百万从军”活动，其中就有许多人是内迁学校的学生。例如1943年12月，在四川的东北大学发起志愿从军运动，引发了大后方学生的从军热，不少高校师生参加了抗日武装。

内迁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各种形式为抗战服务。各医学院或者大学的附属医学院系为救护伤病员、..战争急需的医药和护理人员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河南大学抗战后医学院奉命承办重伤医院，台儿庄战役时，组织救护队为伤员送水、换药，抢救伤员1.8万余次；后随军入湖南，收容伤员500余人。美国空军援华作战，需要大量译员，于是西南联大外语系开办..班，许多外语系学生受训后担任了译员工作，内迁后的国立艺专和私立上海美专一改以往忽视社会生活、轻视本土文化的倾向，以艺术作为自己的武器，进行义展、义卖、义演等抗日救亡活动。

内迁高校师生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斗争，是教育界、学生界对民族抗日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谱写了一曲知识界抗日的华彩乐章。限于篇幅，我将主要讲述中央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高校的内迁故事。

中央大学在这次文化大内迁过程中，国立中央大学是迁移的重点。国立中央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12年，两江师范学堂停办。1915年，教育部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张春、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上书教育部，要求在南京建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设置东南大学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6月，又一次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布抗战国策。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即向蒋介石提议，应该把东南沿海的高校内迁到西南地区，以备日后需要。会议结束之后，罗家伦随即返回南京，命令木工日夜赶制大小木箱，开始作迁校的准备。一时间校内众说纷纭，罗校长就此提出两条迁校原则：一、迁至新校址之处，一定能轮运抵达；二、迁至新校址之地，在整个抗战时期绝无再作第二次迁校之必要。经过仔细研究后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四川重庆符合上述两条件。所以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大的迁校活动也立即紧锣密鼓地筹备了起来。

1937年8月15日，..飞机首次轰炸南京，就以中央大学为目标，特别是中央大学的大礼堂。这座大礼堂是1931年通过“五五宪草”的会场，是一座圆拱式的穹顶建筑。在以后的几天轰炸中，..飞机一共向中央大学投弹7枚，死者有7人。

在轰炸后，罗家伦校长一面命令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等人赶赴四川重庆勘察新校址，一面与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卢作孚商量装运图书和仪器入川的事宜。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内地开赴战场的军队，一抵达南京后，即西上返回四川，这一批客运船只便有空余运能免费提供给了中央大学。为了装运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学用的拆卸飞机3架，供医学院解剖用的泡制死尸24具等等，还打通了舱位，予以放置。而农学院牧场的良种实验动物，是日常生物教学试验必不可少的，也每样挑选了一对迁移。为了安置它们，民生公司破例通融，临时改造了轮船的底层，为这批实验动物营造了一个临时的栖息之地，这正好应了唐人诗句中的“鸡犬图书共一船”的情景，浩浩荡荡逆流西上。

不久赶赴重庆的勘察人员也来电通知，重庆大学愿意将嘉陵江畔的松林坡转借给中央大学来兴建校舍。松林坡是位于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因山坡上长着稀疏的松树林而得名，占地面积不足200亩。秀丽的嘉陵江从坡下流过，山清水秀，虽然空间略显狭隘，却能“自成小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得知这一喜讯后，罗校长立即派人到重庆市场上去购买材料，测量土地和规划面积。同时对当时离校的教师和新老学生发出通知，限令在10月10日前赶赴汉口报到。10月中旬，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余名学生和1000名教职员工及家属总共4000人浩浩荡荡乘轮船赶赴重庆。

9月底，松林坡校舍破土动工，为保证按时开学，整个工程以最快的速度突击进行。工程采用包工分段的形式，划分成18个工程段，包工包料，分段施工，日夜奋战。在最紧张的施工阶段，集合了1700多个民工，合力抢攻，仅用了42天时间，围绕着松林坡修建了可供千余人教学、住宿的校舍。这个速度，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奇迹。

就是这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接纳了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的中大师生，中央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上课，并在这里度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岁月。

同济大学

抗战时期，同济大学辗转六次迁校，他们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从东海之滨迁移到了祖国西南边陲。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德国人在上海办的宝隆医院和贝伦子工程学院，后由北洋政府收归国有，20年代末期更名为同济大学，是一所拥有医、工、理学院的大学，采用德语和德国图书仪器教学。“八一三”事变后，同济已经撤到吴淞，由于一开始对长期抗战认识不足，暂时又迁回上海市区。因为位于吴淞的校舍遭到战火的严重破坏，于是同济大学决定内迁。同济大学仓促南迁，千里辗转，曾先后迁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第五次迁校到云南，这次分为两路，一路是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员工，他们乘汽车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川。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伍，翻山越岭到达南宁后乘船到达龙川。两路人马在龙川会合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经过越南到达昆明。1940年秋天，日军对昆明空袭日益增多，当时中国惟一的一条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也被切断，同济师生不得不考虑第六次迁校。

同济校方委托老校友、宜宾中元纸厂厂长钱子宁在川南一带寻找新校址。但是宜宾城区因为先前难民的大量涌入，此刻早已人满为患，无力安置。钱子宁刚开始选定南溪县城，因为当地拥有大量的空房可以用来作校舍，而且交通也较适宜。然而当地士绅却担心大量人口涌人会导致物价上涨，消费昂贵，对此不予支持。

李庄士绅罗伯希、张鼎臣等人得知同济处境尴尬后，立即召集李庄各界人士商议，决定欢迎同济迁入李庄，并发出一纸电文——“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这一消息当即让无处可去的同济学子感到了雪中送炭般的温暖和体贴。随后不久，同济大学随同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的同仁一起派员到李庄考察环境和办学条件。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迁至李庄。此前迁住的地方时间最长的仅为8个月，最短的甚至不足一百天，而在李庄，同济大学一呆就是5年。

一时间在小小李庄的街头巷尾走来了梁思成、陶孟和、李方桂、李济等一批国内顶尖学者、大师。到了1941年初，小小的李庄人口由3600人陡然增加到15000人，增长了3倍多。在受尽流离之苦的学者、学子看来，他们无异于找到了一方学习求知的福地，可以求得相对安宁；而对于李庄，这绝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增加，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文化品位的提升，是一种层次上的巨大飞跃。

同济大学等高校初迁李庄时，小小的李庄要一下子安置上万的外来人口实属不易。但是性格豪放的李庄人居然想办法给神像搬家。他们将几所当地土地庙里的神像全部用滑轮吊出，集中安置。专管一方土地命运的“神仙”被请出正殿，而手执教鞭的师长和莘莘学子高坐堂上，在这里，真正体现了“师为重，神为轻”。

当地士绅罗用光把新建不久的自家宅院，没有丝毫讨价还价就卖给了李庄小学，而李庄小学则把原来所在的祖师殿用作同济医学院解剖实验课的场地。知恩图报的同济人对李庄百姓也予以了相应的回报。迁至李庄后不久，工学院立即从宜宾架引电线，使李庄这个僻远小镇竟然比县城都早10多年通了电。同济大学还在小镇上设置附设小学、中学并兴办幼儿园，一并解决了教职员工子女和李庄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可谓一举两得。现在年过古稀的小镇居民吴传荣老人当年曾经和梁思成的儿女一起上学玩耍过，他不胜感叹道：“那可是李庄的黄金岁月啊，从幼儿园到上大学，不用出镇一步，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川南一带长期流行一种地方病叫做痹病，轻者浑身无力，皮肤发麻；重者上吐下泻，四肢麻痹，如果病情恶化发展到胸部即无法医治，只能坐以待毙，当地百姓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一筹莫展。同济医学院迁到李庄后，教授唐哲、杜公振通过动物活体试验，查明病因是当地食盐中含有氯化钡，攻克了痹病。从此困扰川南百姓千百年的怪病不再猖獗，官绅百姓弹冠相庆，奔走相告，这项研究也被评为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

李庄地方狭小，缺少现代化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学生们就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在禹王宫的戏台上上演话剧，又利用江边一处很大的空地作为操场，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活动。例如1945年校庆38周年，举行了全校的体育活动，有各种田径和球类比赛。每年的夏秋，就泛舟湖上，或作日光浴。此外，还有登山，月夜漫步古镇。镇上的一些茶馆，也是学生们读书、集会的好去处。

在李庄的5年时间里，同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原来拥有的理工医三学院外，后来又增添了法学院，学生总数1100余人，毕业人数近700人。这些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在敌机轰炸的阴影下，同济为中华民族培养出的众多科学精英。同济大学先后培养的两院院士中，有5人曾在李庄时期就读，李庄当时的地位和人才培养情况由此可见一斑。这既是同济的光荣，更是李庄的光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坚持流亡办学的同济师生决定回到阔别八年的故土。为了报答李庄人民的深情厚谊，他们把许多设备和书籍送给了李庄人民留作永久的纪念。

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洋务重臣盛宣怀“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并上奏朝廷获准，向招商、电报两局每年集捐银10万两，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校——南洋公学，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它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南洋公学成立后几经更名，1910年代后期改为南洋大学，之后又改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1920年(民国九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四校散居各地，不便管理，于1921年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而分称各校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沪校）、唐山学校(唐校）、北京学校(平校）。校庆4月8日也是取自交通要“四通八达”之意。当时交通大学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接受美国式教育，师资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因此毕业生大都较为优秀。当时交通大学在世界上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钱学森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时，发现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留学时，该校起初不承认茅以升交通大学唐校之学历，为此还出题考核茅之水平，结果茅以升答得极为出色，由于他学习特别优秀，名列第一，校方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的留学生免试入学。王安刚到哈佛大学时，由于抗战的缘故没有带上交大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哈佛大学一听是交大毕业的，决定破格录取。这些都说明了交大在国际教育界的地位。

淞沪抗战爆发后，交通大学在上海的校舍遭到严重的破坏，师生们暂时栖居在法租界上课。1940年，太平洋战争有一触即发的迹象，在重庆的交大校友以上海方面情况日益恶劣为由提请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交大的分校。但是重庆市区内房屋紧张，于是交大只好借用当地的小龙坎无线电厂的一部分厂房作为校舍使用。上海的一些流亡学生来到重庆后，暂时设立机械和电机两个班。在经费方面，政府只负担日常费用，其他费用只能由交大校友自己募集。1941年，交通部以扩展后方建设为由，下令扩大原有的两个班。经过交大同学会向政府提请，借用九龙坡新建的训练所房屋作为交大的校舍使用。与此同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侵占，所以教育部把交大的重庆分校改为交通大学，并任命吴保丰(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为校长，而且陆续增加了土木和航空等十几个系科，在重庆的交大已经粗具规模。1942年，捐建的校舍完工，后来由平唐两院一部分教职员及同学徒步西迁到贵州平越的同学们也相继来到重庆，于是，重庆的交大正式建立了。

经过这次浩劫，交通大学总体学术水平大为下降。但是即便如此，该校的师资还是维持了较高的质量。正副教授虽然只有28人，却大都是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7.1岁左右，讲师平均年龄32.7岁。这支师资队伍年富力强，而且把当时世界上的新知识、新技术带回到国内，所讲授的许多课程内容都是紧跟当时世界最新趋势，例如当时工学院的有关高等材料力学和流体力学的相关教材都是使用世界第一流学者铁木辛哥的新教材。有的教材在美国1942年刚出来，交大在1943年就使用了。

在重庆的时候，交大的经费十分紧张。例如，当时的航空系没有开办经费，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只有一个靠四处奔走弄来的报废飞机、发动机和仪表拼凑起来的实习室。航空系尚且如此，别的系科面临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度过难关，交大的校友和师生无不踊跃募捐。尤其在1944年春，交大的经费紧缺，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于是交大校友、国民政府元老吴稚晖在某次会议上说：中央党部为庆贺他的八十寿诞，发动募集奖学金，积有成数。他当时因不爱虚名未予接受。现在母校经费困难如此，极愿放弃成见，嘱为转商党部移作补助交大之用。虽然当时交大没有接受这笔资金，但是老一辈校友的这种护校精神实在令师生们感动不已。

抗战胜利后，交大迁回徐家汇原址。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依然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理工科人才。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是江南著名的学府。成立于1905年，是我国第一所私立高校。1937年1月8日，为了贯彻..最高当局把复旦大学迁出上海的意图，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拟在太湖流域另觅佳处”。..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民族资本家蔡德生，购买太湖边土地一千余亩，欲建复旦新校。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迁校计划未能实行。

同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4院，16个系科的大学，还附设有中学、实验中学各1所，义务小学2所。复旦大学已成为东南重要学府。“八一三”后，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而退出。复旦、大夏组织临时联大，分两部分别迁往江西、贵州。11月12日，上海沦陷。江西联大一部决定内迁贵阳与二部合并，师生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重庆。重庆各界欢迎复旦留在四川。

1938年2月，在校长李登辉的主持下，复旦在重庆复课，师生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俭朴，颇有一番新兴的气象。同时，复旦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该年复旦大学重庆部有60多名毕业生。刚开始借用民房作为课堂，以后陆续新建了图书馆、教室和宿舍。2月，留沪复旦师生复课。当年复旦大学上海部有毕业生55名。以后在重庆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大学重庆部，教师宿舍王家大院被炸毁，罹难师生共7人。全校师生，同声哀悼。不久，复旦大学重庆部建立农学院。随后因为经费实在困难，难以继续维持，重庆的复旦大学不得不谋求改为国立。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重庆部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此后经费较以前充裕，聘请了陈望道、周谷城等著名学者，学术水平较以前大为提高。在上海的校长李登辉始终不赞成这件事，他认为改国立后的政治影响对学校不利，阻碍很多，后因实际上已为既成事实，才被迫答应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李登辉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1942年，敌伪提议将圣约翰和复旦等四所私立大学合并为联合大学。在李登辉的坚决反对下敌伪阴谋不能得逞，终于作罢。

复旦改国立后，经费仍很紧张，有时连考卷用的纸张也没钱购买。据复旦校长吴南轩的文书主任回忆，那时吴南轩几乎每星期都要由黄桶镇到重庆市区，张罗借钱或募捐。他为了省钱，只去吃小馆子，不知怎么传染了伤寒，所幸医治及时，虽身体大伤，但尚能保命。1940年江一平由沪人川，任复旦副校长。江是上海著名的企业家虞洽卿的女婿，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著名律师，公共租界的华董。江与中国茶业公司副总经理吴觉农相熟，商妥由复旦农学院增设茶业系(吴先生兼系主任)及茶业专修科，经费由公司负担，这使复旦好比吃了一服补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资金问题。吴觉农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1945年抗战一胜利，复旦也就此结束了在后方的阶段，重新迁回上海。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内迁，但全校师生在上海不断与日寇的奴化教育展开了斗争。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所办教会学校。创于1879年9月，结束于1952年9月，以其73年的历史而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历史最久的学校之一。1905年该校改组成完全大学，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是中国唯一一所在美国..的高校。从此，这所大学的文、理、医、神四个学院所授学位被美国各大学认可，成为中国著名高等院校之一。“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学校因为身处沪西，学习不能正常维持下去，学校为避战火迁往公共租界南京路大陆商场，大学部上午在此上课，下午则交给该校的中小学部。此后由于学生人数大减，加上需要付昂贵的租金，因此除了有赖校友帮助商量减免租金外，华裔的教职员工还自动减薪15%，才得以勉强维持。不久又与相继迁入的沪江、东吴、之江大学四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1940年又迁返原址。

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是一个为人正直和倔强的教士。当时有许多..间谍以求学的名义企图混入校内刺探情报，但是卜舫济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不为..侵略当局的威势而屈服，坚决要求这些伪装成学生的..间谍进行入学考试，结果这帮..间谍没有一个通过入学考试。如此一来，卜舫济既阻止了..人对学校的渗透，也维护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而且，卜舫济还坚决不在校内讲授日语。这些行为都坚决地维护了学校的声誉和形象，一时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都纷纷报考该校。

在当时中国进入全面抗日，对外联系完全断绝，学校经费大多取自学费及校友会资助。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圣约翰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不向强权屈服，体现了威武不屈的意志。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