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抄袭”亦风雅 | 段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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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是清末民初抄袭、盗版的对象之一

清末民初沪上报刊发达、出版繁荣，竞争亦就自然激烈。再加上上海居大不易，而文人雅士羁旅沪上，当时可供养家糊口的技艺也实在不多，于是已经尝试稿酬制度的沪上报刊业，自然也就成了文人雅士厕身其间或活跃于上而尤受青睐的空间领域。

或许是因为竞争激烈，亦或许是迫于养家糊口，于是乎文稿抄袭、书刊盗版之风也就甚为猖獗，而且难以根除。尽管当时已有版权保护方面的相关律法，但各种抄袭、盗版之行为依然屡禁不绝。一般以为，抄袭、盗版，一来为名，二来为利，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为利。而当时大量出版掮客或各种出版小作坊的存在，也为抄袭、盗版提供了另一种现实“土壤”。

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就曾是当时抄袭、盗版的对象之一。据海上漱石生《退醒庐著书谭》中记载：

余创办之《笑林报》上，每日出版一页，脱稿后即在《笑林报》馆出版，风行于时。然以初次试笔，窃虑贻讥大雅，故署名曰海上剑痴。初版印三千部，未三月而即罄。正欲再版，而市中已有翻版书出现，查即青莲阁小书贩所为。乃以原本之铅印照成石印。经余向之交涉，其人匍匐求宥，自愿悉献其未售之书，请免控办，并丐理文轩书房主戎君文彬向余缓颊，并言此书外间尚有翻版。广东多至二家。余向戎君索阅，果然又得一书，乃思究不胜究，不如放弃版权，使此书得以畅行。爰徇戎君之请，释放小贩，且讲交出之各书发还，惟订以后余再有他书出版，不得复萌故智。经戎君力保改过，此小贩再三称谢而去。其事乃寝。此书翻版而见其多，石印铅板，满街皆是。而余则反终止再版，不与若辈争蝇头之利焉。

上述文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像《海上繁华梦》这样的“热销书”屡遭盗版翻印而给著作者所带来的尴尬与烦恼。

不过有时候似亦有例外。

1914年5月23日，《申报·自由谈》登载“钝根”（即专栏主编王钝根）的告示文字，涉及邹弢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断肠碑》，兹录如下：

某某君鉴，来函诘责“自由谈”曾载酒丐之《绛珠叹》，谓抄袭《海上尘天影》，不知尘天影实为酒丐十八年前在湘所作，原名《断肠碑》，后为古香阁主改为《海上尘天影》。足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酒丐老成硕学，决非拾人牙慧者。敬为代白，并告阅者。钝根。

文中所提酒丐，即为邹弢，而《海上尘天影》，其原书名即《断肠碑》，只是当时向《申报·自由谈》主编去信检举揭发者不知而已。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沪上小说生产繁盛，而盗版翻印之风也委实甚嚣尘上。把原著书名改头换面之后大肆翻印，似乎是一种稳赚不赔的无本生意。当时西方人傅兰雅在沪上报端发起“新小说竞赛”，其中有一部小说因误过征文时间而未能入列，该小说原名《除三害》（亦名《醒世新编》），是一部货真价实的讽时劝世的“启蒙”读物，作者为浙江衢州人詹熙，著作署名“绿意轩主人”。詹熙一家父母、兄弟均有文学著述行世，这在当时浙西南的衢州并不多见。有意思的是，这部醒世之作，亦未能逃脱盗版翻印之厄运，而被盗用之书的署名，竟然为《花柳深情传》《海上花魅影》等，如此之类坑蒙拐骗读者的招数，在当时沪上并不鲜见。百年之后，哈佛东亚系韩南教授、卫斯理学院魏爱莲教授先后对詹熙的这部小说予以重新“发掘”、阐释，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怎么关注在意这部小说的“盗印史”。

不仅如此。百年之后，当笔者与来自..的詹熙后人在沪上相见，谈及其祖上这部著作时，来客竟言上世纪40年代上海光复之后，他曾在一地摊上看到过《花柳深情传》这部小说，但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小说就是其祖上的《除三害》之盗版。

1914年8月20日，《申报·自由谈》之“小说”栏，登载“酒丐”之笔记《朱素芳》一篇，文首有按语，言明此作曾被天南遯叟采入其《淞滨琐话》。翌日，《申报·自由谈》中续载此篇，并转载邹弢有关其著述小说被抄袭之告白：

自小说周刊“礼拜六”载《粉城公主》，而同社诸君爱酒丐名誉，往往责以直言，谓先生素恨他人抄袭，今乃改头换面，将《淞滨琐话》抄作己文，且下列渔郎之名，此何说耶。按二十年前，酒丐在山左般阳矿次，空山孑影，事简无聊，曾著《续浇愁集》数卷（初集作于同治八年，今为他人翻印，卷少而无力付刊。曾在抚署将草稿呈弢园先生。时先生由王菊人延聘《点石斋画报》主笔，将余稿《朱素芳》《因循岛》《粉城公主》等五六篇借抄入画报中，旋竟刊入《淞滨琐话》。余见之，向之交涉。先生乃荐余梵王渡一馆，以为塞责。然酒丐终不甘心，只以师长恩重命严，不敢斤斤计较。迨弢师物故，丐屡在报馆从事，时出旧稿为报上附张之点缀，是则《粉城公主》诸稿乃《淞滨琐话》抄袭酒丐，非酒丐抄袭《淞滨琐话》。其笔墨若何，识者自可一辨而知也。至下署渔郎者，实为儿子所乞妄冀后起扬名，未免舐犊之爱也。今浇愁续稿只存五六篇，已将原稿寄送钝根，俾释群疑。其稿概不受酬，其所以附骥之意，酒丐残漏向尽，留此以表著述之辛苦，亦藉此以结文人翰墨缘耳。酒丐上白

上述告白，可以作为邹弢、王韬师徒之间几篇笔记小说之版权归属之“当事人说”，而当时除另一当事人王韬去世廿年外，其他一些相关人则尚在世。故邹弢之说，有值得重视之处。且当时邹弢在《申报》重刊这几篇笔记小说，概未取酬。故时人及后人所谓逐利或“欺世盗名”之说，似难足信。事实似乎是，作为名作家、老师的王韬，抄袭、剽窃了自己弟子、文名地位显然不及之的邹弢的作品，而王韬在邹弢与之交涉之时，仅仅是以荐职一类的敷衍塞责打发了事。

对于王韬的笔记小说，鲁迅、周作人评价都不低，只是他们或许不曾想到，其中《淞滨琐话》还涉及“抄袭”这样素为正派文士所不齿的行为。而素来自视风雅又敢于特立独行的王韬，却在其晚年与及门弟子邹弢之间，生发出这样一桩“笔墨官司”。尽管在王韬去世二十年后即由邹弢登报予以说明，并为后来王韬及其著述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注脚”。但这一师徒之争行为本身，却注定会作为此间抄袭、盗版之案例史料一则而流传后世了。

本文刊于2018年7月18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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