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林丨《清代学术概论》之撰写始末及其增删改写

文丨俞国林 [原创文章：www.ii77.com]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任公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以“私人资格”出游欧洲，考查英、法、德、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诸国，与列国政治家、交际家、社会绅士、有名学者等多有交流。任公亲身感触到其时欧洲社会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等严重实际，使其思惟看法与之前发生较大之转变。

一九一九年梁任公（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赴法国列入巴黎和会时留影

一九二〇年三月，任公归国，即作《欧游心影录》。其第十三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写到：

《梁任公师长年谱长编》民国九年条有曰：

能够说《欧游心影录》是其思惟改变之真实记录，乃至揭橥后所造成的影响，“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胡适《丁文江的列传》），甚至使得任公生发出“科学破产与中国思惟足救世界之感触”（杨杏佛《民国十三年之学术观》）。

康有为早年曾指摘任公“流质易变”（《与任弟书》），而任公平生行事，确多转变，世人亦以“善变”目之。任公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尔后已焉。若夫其方式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蓬勃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又曰：“变者，古今之正义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正义有虽然，非夫人之为也！”（《变法通议·自序》）所谓“百变不离其宗”、“斯变而非变”云者，盖亦时代之变迁而社会风尚之所趋使然也。

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亦自剖曰：

任公“今是而昨非”的性格，也使得他在清末民初之厘革大潮水中，不为社会镌汰，不被汗青沦弃。且将自身三十年之履历与思惟之转变，融入时代之大水，借为蒋百里《欧洲文艺答复史》作序之机，“取吾史中雷同之时代相印证”，不虞而成此平生满意之作，虽有偶然之身分，实亦必然之究竟。胡适也曾评价说“今日亦只有他能作如许伶俐的著述”（一九二一年蒲月二日日志）。然而也恰是任公这第一名著，其撰著之时间与夫点窜之过程，以及文字之异同、评述之转化，亦具其善变之特质焉。

蒋百里与诸人同游欧洲，自谓往求“曙光”，归作《欧洲文艺答复史》。百里所谓之“曙光”，一则曰人之发现，再者曰世界之发现，书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曰：“文艺答复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答复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孰意“下笔不克自休”，待前言初成，其篇幅竟与《欧洲文艺答复史》相埒，盖“世界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自力”，自命名曰《清代学术概论》，而反过来求百里为作序矣。此近因也。

蒋百里《欧洲文艺答复史》（商务印书馆）

任公于《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里说道：“久抱著《中国粹术史》之志。”当一九〇二年，有《新史学》，曰：“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不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后有《论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提出：“学术思惟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司法、习惯及汗青上各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水平若何，必于学术思惟焉求之。”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任公亦剖析“思惟蜕变之枢机”、“政制之蜕变”、“学派之蜕变”等诸多身分。纵观任公前后之论说，好言“变迁”，好言“蜕变”，好言“变迁蜕变”之学术思惟，故曰：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梨洲始；中国之有学术思惟史，则自任公始。

任公亲历晚清而入民国，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二三十年间，其为政也，维新、保皇、共和、立宪；其为学也，自“彼西方丽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至“吾感激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光耀肃静之未来横于吾前”。其法纷歧，意实一也，诚如《论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泛论所言：

此种思惟，贯穿终始。而其所履历，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殆有与清初时代相仿佛者，故任公亦好言清初学人，且又稀奇属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朱舜水五人，称为“清初五巨匠”。一九二三年夏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专章分述；秋冬间，又为北京布衣中学演讲，题为“清初五巨匠学术大要”，演讲之前，布衣中学陈宝泉（字筱庄）校长致辞，有“今天的讲述，是以清末的巨匠，讲清初的巨匠”如此。任公注释道：

这种“异代同符”的履历，使得他对“清初五巨匠”的熟悉，最为深入，最为透辟，所叙所论，也最为动人。任公说：

人格第一，学问第二，这就是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覼缕述及的“精神”二字之深义！此远因之一也。

任公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所作《自序》，第六条谓“自属稿至完稿，费十五日”，则撰作始于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其在十月四日有与张东荪一函曰：

按，《前清一代中国思惟界之蜕变》即《清代学术概论》之初名。任公同时作文，且寿文“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弗成”，在这种状况下，犹能以前后十五日作如斯规模之梳理，提挈纲要，条分缕析，清二百数十年间学术思惟之变迁，厘然毕陈。

先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任公辞去段祺瑞内阁财务总长之职，退出官场，勤于碑刻之学。次年春夏间，“摈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梁任公师长年谱长编》一九一八年条）。同时，为家中儿辈讲清代学术流别。

梁任公与仲弟函（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与仲弟梁启勋函曰：

七月二十七日又曰：

八月二日又曰：

七月间，亦有与陈叔通函曰：

所幸任公为儿辈所讲“学术流别”之纲目手迹，犹存天壤。曾现身“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拍卖专场，末有梁启勋跋曰：

此册内容，分清代学术开创之祖、清代理学（程朱派、陆王派、新派、别派）、梵学、清代经学、经学别派、清代史学、地舆学、天年学、目录及校勘学、金石学、清代文学家（古文家、四六文家、诗家、词家）、新思惟之斥地者、广东前辈、清代编撰诸书、清代最有价格之著述等十数名目，于清代之学术派别、要害人物、主要著作，根基囊括。

梁启勋跋

任公本身虽说“颇有对牛抚琴之感”，且“每日既分一半岁月与彼辈，亦致可惜”（八月二日与仲弟函），但宜有此前期之预备，方能为蒋百里《欧洲文艺答复史》作序时，分章设置，前呼后应，下笔之际，文思泉涌，滚滚汩汩，浊浪排空！此远因之二也。

任公《三十自述》曰：

又《南海师长七十寿言》亦曰：

梁启勋晚年回忆昔时与任公在万木草堂听康有为授课之情形，曰：“我们最感乐趣的是师长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据学、宋代的理学，历举其源派别别，……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公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师长对讲‘学术源流’颇有乐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万木草堂回忆》）上所引任公七月二十七日与仲弟函，所谓“吾所讲却与南海有分歧”，则亦是远绍昔时万木草堂旧事，故任公之好言学术史，实是受康氏之影响。此远因之三也。

有三远因之储蓄，而遇一近因之激发，始得此百年之经典。任公之爱吾国民也厚矣，“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良有以也。

任公曾说：“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曰：‘晚清“今文学活动”，于思惟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底稿《自序》）“旧历中秋前十日”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然二十六日任公复胡适函，有“昨谭快慰。……晚清今文学活动拟即草一篇，草成当麈教”云，则任公访胡适当在九月二十五日（据夏晓虹师长考据，“前十日”应为“前一日”之误）。

梁任公与胡适函（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蒋百里《欧洲文艺答复史》完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自序》说道：

《自序》第六条曰：

《自序》落款时间为“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写好即寄《革新》杂志，于第三卷第三号（十一月十五日）、第四号（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连载。

《革新》连载之文，名曰《前清一代中国思惟界之蜕变》；连载未竟，商务印书馆即着手单行本之排版矣。任公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第二自序》，曰：

其实早在成稿之际，任公即请友朋校正。十月十八日有与胡适函曰：

任公非常进展获得胡适的定见，知胡适“已见”书稿，极欲得其“一长函为之指摘”。后果得胡适长函，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又与胡适函曰：

因为胡适长笺迄今未有发现，且任公《第二自序》所谓“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纠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罢了”，则具体吸取了哪些定见，的确难以详按。

《清代学术概论》（共学社史学丛书本）

《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式出书，胡适蒲月二日日志写道：

这个解说反映了长笺内所言定见为任公所采纳者数处，而惠栋、戴氏后学、章炳麟三章，实关大体。玩味此段文辞，则“此次付印”后所列诸项之增删改写，“皆是”胡适的“定见”——建议。

我们知道，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师长曾于一九一六年休学家居时代，作《清代著述考》（别名《清籍考》），编列五百馀人。顾师长说：

也就在一九二〇年秋，胡适向顾师长借观此书。十一月间，胡适有与顾师长函曰：“你的《清籍考》内没有姚际恒。此人亦是一个狠勇敢的人。我想追求他的《九经通论》，不知此书有何版本？你若知道，请你告我。”同月二十三日又曰：“你在《浙江通志》钞出的一条确是非常主要，因为我们能够知道《九经通论》是多大一部书。”按，胡适至少到一九二一年二月初还未看到姚氏书（二月三日与青木正儿函，有“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我也访着一部，尚未寄到北京”云）。

顾颉刚《清代著述考》底稿

任公十月十八日与胡适函谓“正再钞一副本”——既曰“再钞”，则外间已有“一副本”也；又谓“得百里书，知公已见”，则胡适当时当已得见此“一副本”矣。百里书作于何时，虽弗成考。然则，十月十六日，顾师长访胡适，胡适定是将此“一副本”付顾师长阅读矣。次日，顾师长致函胡适曰：

从“文字间有误处及疑难处，未敢径改，谨签出”来看，顾师长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一副本”（因《革新》杂志十月十五日注销第一期，内容仅发蒙期耳，这里却讲到了全盛期、蜕分期）。

十月二十八日，顾师长又与胡适函曰：

顾师长之所以能一气说出这么多关系与熟悉来，一则源自编撰《清代著述考》时的资料预备，再则顾师长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亦曾作《中国最近学术思惟界的变迁观》长文，做过一番梳理。

胡适与顾师长此两月内之往还书信，除了商量姚际恒《九经通论》外，还涉及姚氏《古今伪书考》与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这两书信息，定底稿内任公是以朱笔补入的。其间，胡适先后写两通长笺，将疑问提出，供任公参酌。

《清代学术概论》底稿（一）

从胡适日志反推可知，任公得第一长笺时，《革新》本已经连载两期，无法纠正（第四号内无惠栋一节可知），尔后《革新》本第五号文字（第二十章起）已据第一长笺点窜矣。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复胡适函，谓“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纠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而这个“久已付印”的当是《革新》本第五号文字；待商务印书馆改排为专著单行的时候，任公又接收了胡适第二长笺之“定见”。

《清代学术概论》底稿今存中国国度藏书楼，金镶玉线装四册，足见任公对该底稿之正视。稿内朱墨灿然，触手如新。且与《革新》本文字对勘（包罗增插篇章带来的序号转变），根基能够梳理出从《前清一代中国思惟界之蜕变》到《清代学术概论》之间的增删篡改。而此底稿，即任公之最终定稿也。

然则，从修订后的定底稿，再到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二月印行的《共学社史学丛书》本，除了手民之讹外，犹有几处显着篡改，似也有寻找之需要。兹举一例为说。

第二章讲清代思潮：

这里三胡内之“承珙”，底稿、《革新》本与之同，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却改作了“春乔”。按，章太炎《訄书·清儒》：“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春乔”为胡秉虔字，亦是绩溪人，为匡衷之侄、培翚之堂叔。任公早年作《论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肄业第一义，自戴氏始也。其乡里同窗……后有凌次仲（廷堪）及三胡（匡衷、承珙、培翚），咸善治《礼》。”一九二四年作《近代学风之地舆的分布》八安徽：“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邻近。以传其孙竹村（培翚）、子继（培系）。竹村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绩溪诸胡多才，比来更有胡适之（适）云。”看来，任公对绩溪三胡原本似不曾错乱，但其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八日与胡适函，却问道：“朴斋、竹村、春乔三师长，于公为何辈行。乞告知。”《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以“春乔”替“承珙”，任公这一篡改，或即出胡适长笺之意。

《清代学术概论》底稿（二）

蔡元培于一九一八年给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作序时，写到：“胡适师长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胡适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日志：

胡适晚年亦曾有手书一纸曰：“经解三胡：胡秉虔，胡匡衷，胡培翚。”当然，绩溪胡氏有三支（尚书胡，明经胡，金紫胡），胡适为明经胡，与金紫胡之胡匡衷并非一支（《胡适口述自传》：“蔡师长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及其祖先们，都是知名的学者。……然则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胡适手书“经解三胡”（载《胡适口述自传》）

此章说到胡适时，底稿原作：“而绩溪三胡之裔有胡适者，守家法至笃，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革新》本注销时，改作“而绩溪诸胡尔后有胡适者，颇能守清儒治学方式，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上述两条，一则未用“三胡”；二则前谓“守家法至笃”，后谓“守清儒治学方式”。“守家法”如此，更为胡适所不敢当。故至商务印书馆单行本，则又改作“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式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云。关于胡适的三句话，底稿、《革新》本、《共学社史学丛书》本居然显现了三种分歧的表述。而这些措辞之改易，或是采用了胡适长笺的建议，亦或是任公对胡适治学方式络续增进熟悉之后而作出的，所以颇值得玩味。

任公《第二自序》说，“久抱著《中国粹术史》之志”，拟分五部门，一先秦学术，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形而上学，三隋唐梵学，四宋明理学，五清代学术，如今清学完稿，且蒙“诸朋好益相督责”，所以“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今所从事者则梵学之部，名曰《中国梵学史》，草创正半”。

在《清代学术概论》之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的版权页上，即已登出《中国梵学史》上卷的告白：

旁注：“在印刷中，不日出书。”可惜，实际并没有正式完成。当然，关于梵学的文章，后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收入多篇，并还有一些遗稿留存。不外，从任公后来为《梁任公近著第一辑》所作叙来看，他欧游回国后的出力点除梵学之外，还有《孔子学案》、《老子哲学》、《墨子学案》、《墨经校释》等。

据《梁任公师长年谱长编》，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岁尾，任公先后在清华、南开、东南诸学校开《国粹小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惟史》诸课；同时进行全国式的巡回讲述，终至累出“心脏病”。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在《晨报》登载《启事》，谓“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克见客。无论何界人士枉顾者，恕不会面”云。四蒲月间，又至北京翠微山养病。

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任公与张菊生函曰：

今中国国度藏书楼藏有任公《备忘目录》底稿，署“癸亥”，即一九二三年。以工资目，列字号、著述、学术、结交等极简洁材料；尚有《清儒学案不决稿》、《清儒学案年表》底稿两册。《不决稿》内戴东原一篇，前后完整，即任公自谓的“现将完稿”者也；馀若顾亭林、黄梨洲，皆仅存细碎之稿耳。

即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公的学术重心，又重回清代。一月有《戴东原师长传》，三月有《黄梨洲朱舜水乞师..辩》；及至七月，应南开暑期学校之邀，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一书，可惜未正式出书。九月，以国粹讲师身份在清华学校解说一门一学年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的内容则以分歧的形式，化入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详参中华书局二〇二〇年版该书《校订解说》）。

《近代学风之地舆的分布》（底稿）

与此前后，任公或演讲或刊发了《清初五巨匠学术大要》、《明清之交中国思惟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舆的分布》、《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文章。如《近代学风之地舆的分布·自序》有曰：

此外，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晨报五周年数念增刊》向任公征文，任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三、四讲即《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塞责，然则又为题识曰：

任公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讲述共四次，演讲时必有所据，——所据者，讲稿也。——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本付梓本。所谓“颇有所增订”者，盖即演讲中暂时之施展也。后经汪震、姜师肱、李宏毅、董淮笔记，题《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连载于《北京师大周刊》（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六日及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四期）。后又作为王桐龄《中国史》第四编之代序，冠于该书卷首，文末且有王氏《题识》曰：

任公此文简练畅达，将清代政治与学术之关系，讲得透辟，说得领略，且融小我感情于个中，颇能动听。

我们若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这五篇文章，汇齐并观，可见前三者是一脉相承的；而所附的五篇文章，则又是与之互为增补与发现者也。

前“近因与远因”一节言及任公一九一八年家居，为儿辈讲“学术流别”之“备忘录”，梁启勋谓“实《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良有以也。兹亦将此备忘录拟题作“清代学术流别纲领”，一并附后云尔。

《共学社史学丛书》本《清代学术概论》，自一九二一年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第一版之后，畅销国内外。一九三〇年三月印至第八版；同年四月，改版纳入《万有文库》（内封页又冠《国粹根基丛书》名），称第一版。一九三四年九月，以原《共学社史学丛书》本改列《大学丛书》，称第一版；至一九四〇年十月第四版。一九四四年七月，商务印书馆重庆重排《大学丛书》本，称渝第一版；一九四五年四月，渝第三版。一九四七年二月又以原《共学社史学丛书》本改列《新中学文库》本第五版。仅就此为止，商务印书馆离别将该书纳入《共学社史学丛书》、《万有文库》、《国粹根基丛书》、《大学丛书》（沪版、渝版）、《新中学文库》等丛书，至少印行了二十一版。

《清代学术概论》（大学丛书本）

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编纂《饮冰室合集》，《清代学术概论》据商务印书馆本收入，作为专集之一种出书（与《盾鼻集》合一册）；此本不曾单行。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华书局始将《清代学术概论》部门以《合集》本旧纸型印行三千一百册（订价叁仟柒佰元）；一九五七年一月，重印两千册（订价三角四分）。

香港方面，有一九六三年一月香港中华书局第一版。..方面，有..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六年八月《人人文库》本，一九六八年三月《国粹根基丛书》本（与《清学案小识》合一册），一九七七年《大学丛书》本；台北水牛出书社一九七一年蒲月《水牛新刊》第十九号（系影印《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八月单行本（台六版）；..启业书局一九七二年二月单行本（台一版）；等等。

大陆方面，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始有复旦大学出书社出书了朱维铮师长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内收《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朱师长以《大学丛书》本作底本，校注出力于对任公原书内史实、引文等的矛盾与讹误，并详加考案。后朱师长另加长文之《导读》，于一九九八年一月由上海古籍出书社纳入《蓬莱阁丛书》出书，此本为目前诸本中影响最为恢弘者也。

《梁启超论清学史》（朱维铮校注本）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公与张菊生、高梦旦函曰：“《清代学术概论》..有两译本，一售壹元八角，一售二元五角。”其实，就在《清代学术概论》出书昔时的七月，..《史林》第六卷第三号就注销了那波利贞所写的书讯：

一九二二年即显现三个日译本矣：一橘仁太郎译本（《..念书协会甲种会报》第十九号），二渡边秀方译本（读画书院），三桥川时雄译本（东华社）。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东京文求堂书店据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进行重排，印行了中文版，并且还做了校勘。书末附记曰：“本书内容皆从原书，仅勘误显着的书名误植，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误作《尚书古今文注疏》、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误作《论语集注补正迷疏》、章学诚《亳州志》误作《毫州志》、孙诒让《名原》误作《原名》、《经训堂丛书》本《墨子》误作《平津馆丛书》本《墨子》等处。”后文求堂版又由东京龙文书局于一九四六年出书第三印。按，“论语集注补正迷疏”看成“尚书集注迷疏”。又按，此后犹有山田胜美译注本（大东文化大学东瀛研究所一九七三年）、小野和子译注本（寻常社一九七四岁首版，一九八二年、二〇〇三年两次重印）出书。

..东京文求堂书店中文本（一九三八年三月）

《清代学术概论》各类版本，大体如上所述。其公开出书之文本，诚以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为最佳，盖后出之本，皆据此本翻印或影印。但也如前“稿本与定稿”一节所梳理，揭橥该书从稿本本到《革新》本、再到定底稿之间些微之转变；而对这些转变陈迹之考查，原因之寻找，亦具有神奇般的魔力。

所以，此番整顿，选择最为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共学社史学丛书》本一九二四年第五版为底本；以中国国度藏书楼藏《清代学术概论》底稿（简称“底稿”）、《革新》杂志付梓本（简称“《革新》本”）、商务印书馆《国粹根基丛书》本一九三〇年第一版（简称“《国粹》本”）、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饮冰室合集》本（简称“《合集》本”）为校本。《自序》、《第二自序》曾收入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简称“《文集》本”），亦以之参校。朱维铮校注本，引述时简称“朱校”。具体原则如下：

（一）底本无讹，但凡其文字与底稿、《革新》本有异者，俱出校解说。

（二）从稿本本到定底稿之间的点窜，凡属于局部之增删、改写，今底稿中或墨笔、或朱笔之旁批与眉批之陈迹，是对照清楚的；凡属于整章之改写与补充，经由胡适日志或与《革新》本之对勘，即可梳理得出。这些转变，悉数以校记形式，予以揭示。

（三）任公底稿，原即施以新式标点（含专名线）；而当时之新式标点无顿号，语词（含人名、书名等）并列，俱用逗号；且任公好用分号。今兹标点符号，大体依从底稿，可用顿号者（原为逗号）改为顿号，多数分号改作句号，以合当下之标点符号使用习惯。

（四）底本、底稿、《革新》本三本字旁之单圈“○”，互有收支，兹汇此三本内字旁之有圈者于一本。

（五）任公徵引前人文字，明引暗引，或凭记忆，或述大意，复核原书，颇有差别。今凡脱讹衍倒致文义稍有错乱或文气不甚连贯者，则为校改（补），并出校解说；或备录原文，以资参考。馀则一仍其旧。

（六）凡属于任公本人或时代惯用之字，如“箇”、“狠”、“纔”、“那”等，不作校改；避忌字回改，不出校。按，所附文章，或为杂志注销本、或为演讲记录本，其用字为与全书一致，也做了响应篡改，此类情形不出校。

（七）附录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据底稿收入，并校以南开学校课本铅排本（简称“南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简称“《学术史》”）两本。此书正文内小字无括号，与《清代学术概论》异，未作统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底稿）

（八）附录之《清代学术流别纲领》、《清初五巨匠学术大要》、《明清之交中国思惟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舆的分布》、《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诸文，皆以杂志刊发者为底本，校对情形，拜见每篇题下之解说。而《明清之交中国思惟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学风之地舆的分布》两篇，底稿今存，颇能解决问题。至于《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一文，为据记录稿而刊发者，情形特别，兹以三本互勘，凡异即出校，此亦测验之法也。

今者校勘之业，多被视作末屑之学，才大者不肯为，而才小者实亦不克为也。盖其于原书一字之校正，或即可得豁然清楚之本意。如第三章：

“实证”，诸本皆作“冥证”。按，“实验”与“冥证”，与前两对举之词语法分歧；核诸底稿、《革新》本，即作“实证”，是也。今学界亦有以任公“冥证”为治学之法者，详加考述，若非校勘得正，则此问题犹或将引起更多无需要之商议也欤？

又如第二十六章“然持论既屡与其师错误，康梁学派遂分”之后，底稿原有以下一段：

被墨笔画去。又原书于“梁启超可谓新思惟界之陈涉”后，曰：

“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一句，读起来语感颇为怪异，《国粹》本、《合集》本也是如斯；核诸底稿，此处作“若此人而长此以‘流寇的学者’自终”，但用朱笔画去了“流寇的学者”，估量是感觉这五个字下得太重了些，可惜文旁却又未写拟改之字。再来看《革新》本，则作“若此人而仅以‘损坏的功业’自终”，当然也是出于任公本身的点窜。这两处，正悦目出其时任公对本身性格与汗青地位之评价矣。

再如第十三章最末一段，论学问之有效与无用，底稿初有任公自述治学履历数句，曰：

《革新》本刊发时照样稿本本，保留有这几句。后经点窜，便删去了，且连着后文也作了较大篡改。之所以篡改得如斯大，估量是听取了三位同伙的定见，且很或者是林宰平或蒋百里。

底稿第二十七章最后所写即章炳麟（附于谭嗣同章之末），今存三行，但又为墨笔勾去，换页重作。仅存之三行文字录如下：

可见任公初时对章氏之评述。只可惜后背被换页之文字，不得而知矣（据下一章稿本序号“二十六”三字地点位置可知，还有七行文字）。据前引顾师长与胡适函“章太炎师长的学术思惟，在社会上也很有势力。梁师长文中叙得极略，我狐疑他是门户之见”——“极略”二字，正可解说任公稿本内章氏并未零丁设章。顾师长推想章氏“虽然也有门户之见”，“对于今文学派的傲慢加以冲击”，所以任公文内将之“叙得极略”，很或者也是出于“门户之见”。

今底稿第十四章朱笔所补“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懂得”、“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两处，《革新》杂志第四号（十二月十五日）注销时还没有；待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连载最后一部门时，章氏即已零丁一章矣。虽则自力成章，实也较为节减，且如“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云，反映出任公对章氏学术熟悉前后立场之转变也。该章最后，任公评述道：

任公谓章氏“门户之见，时不克免”，与顾师长所说的“我狐疑”任公“是门户之见”对看，可视作最佳之互文解读也。

《清代学术概论》底稿（三）

《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一篇，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第二、三、四章《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而言，的确是“颇有所增订”的。如关于康熙二十年之后学风改变的原因，概括出四条；至于“康熙中年今后，学术上主要的潮水有五支”，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是“当时学术主要潮水，约有四支”。又如讲到晚清思惟界之转变，任公演讲时，以亲历者的身份，论述起昔时故事来，更能吸引听众，故所言内容远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为雄厚。且讲述之际，多有到场对时局之评点，如讲到顾亭林“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谓是做人与做学问之尺度。——亭林说：“士医生之无耻，谓之国耻！”——不料任公话锋倏忽一转，说道：

一九一五年蒲月七日..公使日置益将最后通牒一件附注释七条送中国交际部，限四十八小时内“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批改案所记载者，不加以多么之更改，速行应诺”，此克..强制袁世凯签署之丧权辱国之“二十一条”也。时北京商务总会致电各省商会，谓“..行使欧洲战事，乘我新造国度，提出兼并朝鲜统一之前提，逼我认可。蒲月七日竟以武力为最后之要求，四十八钟内，倘不认可，立刻进兵。……自今年蒲月七日始，我四切切人立此大誓……永存此志，勿忘国耻”。所谓“蒲月七日”，当指此也。按，中日交涉时代，任公撰有《中日交涉平议》与《中日时局与不才之谈吐》、《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交际轨道外之交际》、《交涉乎？号令乎？》、《中国地位之摇动与交际政府之责任》、《再警告交际政府》、《..耶？挑战耶？》诸文（后七篇先译成英文刊发，后辑作《中日交涉汇评》，刊于《大中华》第一卷第四、五期）。至所言“本年十月七日”，当指一九二三年曹锟以五千元一张选票收买议员，又以四十万元高价收买国会议长，成功被选总统事，史称曹氏为“贿选总统”。按，任公曾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致函曹氏，否决以武力、金钱及其他鬼蜮伎俩，争夺总统地位，有曰：“比来中央政局之扰攘，其祸胎全在公之欲为总统，此世界所共见，毋庸为讳也。……公自视威望才略，孰与项城？项城自命一世之雄，卒于千夫所指，无病而死。须知亡项城者乃全国人，非与项城争长之人也。弟不避讳讳，敢以极不祥之预言相广告：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片甲不留之时。”八日，..即命令伐罪曹锟，并通缉惩处附贼国会议员，令曰：“伪巡阅使曹锟，贿诱议员，迫以不法，僭窃中华民国大总统，其反水民国，罪迹昭著。……不顾一切世界之是非，其恶性难改，自绝于吾民，已可概见。……我同胞将士护国、护法，已积年所，岂能容庇国贼，妄干大位？兹特宜布罪状，申命伐罪，我全国爱国将士无问南北，凡能一致讨贼者，悉以友军相视，共赴国难，以挽弥留之局。”（《陆水师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三十三号《大元帅令》）这就使得汗青之研究，有了实际的眷注。

为任公文字作校勘，洵非易事。盖任公所论说者，时代之升降，思惟之蜕变，国之大势也。戋戋之志，并不拟与任公作讼人，然凡事都问个来处，固是念书之道。是耶非耶，其在读者诸君。

钱穆与门生余英时函曰：

钱氏于清代学术、思惟史、政治史之研究，盖亦受任公之影响，于同名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可知也。但钱氏也指出了任公“论学内容固多疏忽”这一实际，所以朱维铮师长在校注时，针对任公论述本身之汗青——“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如今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指摘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任公《自序》），朱师长反问道：“他是否做到了对于‘史料上的梁启超力求忠厚’？”于是，对任公行文内存在的史实、时间、人物关系、引文脱讹诸多问题，都一一进行了严厉的考辨、引证与评述。

《论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一九〇四年《新民丛报 》）

如任公《自序》谓“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云，朱维铮师长指出：

朱师长于该书校注本之《导读》内，亦曾详考此时间问题，能够参看。按，任公《论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原规划写八章，前六章连载于《新民丛报》一九〇二年第三、四、五、七、九、十二、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二号；第八章即《近世之学术》，连载于一九〇四年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号，卷首曰：

该篇第七章后竟未作。又曰：

任公所言，盖指撰《论中国粹术思惟变迁之大势》之时间，早已拟目，后文且曰：“余今日之基本观点，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视察，今视昔似较为周详。”故谓“十八年前”，实无不宜。

《清代学术概论》底稿（四）

再者，朱维铮师长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依据的底本是《大学丛书》本，其第十章有一段曰：

朱校曰：“谬种，《周易述》原作‘谬说’，《汉学师承记》引作‘谬种’，此当据江书转引。”按，朱校所谓之“江书”即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因为惠栋《周易述》原作“谬说”，而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论述时作“谬种”，所以朱校论定任公作“谬种”必是转引自江书。然则，是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谬说”改作了“谬种”耶？亦非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师长栋传》作“谬种”，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方东树《汉学商兑》、徐世昌《清儒学案》诸书因之，故谓任公“当据江书转引”，似亦不确。再者，核诸任公底稿，此处实作“谬传”，商务印书馆诸本（包罗所见之沪四版、渝二版之《大学丛书》本）与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皆同，未详朱师长所据。“传”字显系笔误（与“说”、“种”二字，既分歧音，亦不形近），则益不克推定其源自何书矣。

又如第十一章，钞录《孟子字义疏证》之精语，有一条曰：

朱校曰：

两段文字，相异甚多。按，上述文字，朱校虽谓“见于《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传》”，但亦未细考江氏从何处转引来。其实，该段文字出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师长行状》。

《节本明儒学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新民社刊行）

其他如第六章关于《明夷待访录》，说道：

按，节录《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两篇，印成小册宣传者，实为杞忧令郎（据方祖猷师长考据，杞忧令郎为..师长之假名），该书卷首序末署“乙未立夏，杞忧令郎短序”，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谓光绪甲午（一八九四）..于..横滨创立兴中会，“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志》……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是知此节本实为革命派之宣传对象也。而任公东渡..后，曾选编《明儒学案》，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由新民社刊行《节本明儒学案》，封面署“黄梨洲师长元著、饮冰室主人节钞”。据该书例言：

并未及“民权共和”之说。而任公后在一九二三年作《清初五巨匠学术大要》演讲时，却说：

至于是“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机要漫衍”，照样“机要印了几千部，四处送人”，如今未能找到切实的证据。任公说“在长沙时务私塾教书，同事诸人差不多天天要谈到这本书”，估量是实情。据《湘报》第一百零二号（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刊登告白：“本馆新到新刻各类时务书：《明夷待访录》，每部钱一百五十文。”后一百零六号且有附言曰：

第一百零九号又到场“南正街维新书局”分售处。直到第一百五十二号（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二日）起，在售书目里就不再显现《明夷待访录》了。我们说，任公在长沙时务私塾教书时代，“醉心民权革命论”（《时务私塾札记残卷序》）；后东渡..，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代，则倡平等自由学说，鼓吹损坏主义，主张竖立民主..。

《清代学术概论》虽为学术著作，但学术与政治实有深条理之交互的影响，所以，融入了著者生命体验的学术史，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触与无限的想象空间。

任公《中国粹术史》五部之撰写，最终稿就两头，一先秦，一清代。《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距今适值百年。而百年来学术之升降与思惟之变迁，亦皆受时代与政治之摆布，故今日再读任公著作，是重有感焉！

去岁校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毕，即从事《清代学术概论》之董理。不料岁首疫情忽起，人心恍惚，时多无聊，前途难卜。至二月十六，复工复产，案牍劳形，平时之思路，腾踊而复杂。校订工作，直陷左支右绌之境地。任公曰“无负今日”，予之爬梳，锱铢必较，一则求其“无负”之心，再者实亦觅静之良方也。其间复得谭吃力盦、李成晴、郑凌峰、郭惠灵、辜艳红、陈翔、李碧玉、刘景云、苏枕书、张伟、许庆江、鲁明、姚文昌诸学友之助，或代为校对，或代觅资料；吃力盦兄尝为考覆，审核匡正，高论迭出，惠我良多，每曰“相见以诚”，令人打动！古人曰：“中年以往，同伙难求。”诚哉斯言！岁月如驰，识此以志不忘云。

庚子初秋，俞国林于仰顾山房。

《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

俞国林，浙江桐村夫，编审，中华书局学术出书中心主任，2001年卒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撰著《仰顾山房文稿》《天盖遗民：吕留良传》《吕留良诗笺释》，点校《吕留良全集》《四书课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演《然则还有书籍》（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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